70年，中國基礎教育勉力前行，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初創與探索期，改革開放后進入發展期，新時代進入快車道和黃金發展期。
中國基礎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量合格人才和勞動者，為國民素質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確立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和基礎教育的基礎地位，教育成為國之大計、黨之大計。構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礎教育體系，攻克“窮國辦大教育”難題。形成了“公辦民辦并舉”推進教育改革的格局。建立起一支配置不斷優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教師隊伍，有力支撐起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進入新時代，隨著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行，基礎教育育人模式發生深刻變革，越來越遵循教育規律，發展素質教育，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對學校結構性變革提出新的要求；人民群眾對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對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出新的期待；經濟全球化為教育國際化和教育資源配置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70年來，中國基礎教育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而發展，歷經曲折，不畏艱難，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構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礎教育體系，書寫了世人矚目的輝煌篇章。
勉力前行，中國基礎教育歷程輝煌燦爛
70年，中國基礎教育勉力前行，主要經歷了以下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初期，基礎教育進入初創與探索期。這一時期，教育面臨的最緊迫、最重要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權利與機會。
剛剛成立的共和國，在基礎教育方面主要做了四項工作，一是接管和改造舊學校，如把外資津貼的544所中學、1133所小學收歸公辦；二是改革舊學制、頒布新學制，小學由6年改為5年，工農速成學校和業余補習學校與其他學校同樣重要；三是大力掃除文盲，所有教育設施向工農勞動人民開門；四是改造教師思想。同時，引進蘇聯教育模式，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學系統和正規的辦學道路。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基礎教育發展是迅速的、高效的。至1965年底，全國共掃除文盲10272.3萬人。1949年學齡兒童入學率僅約20%，到1965年底達85%。小學在校生1.16億人，中學在校生1432萬人，比新中國成立前小學在校生人數最多的1946年分別增長3.9倍和6.9倍。大中小學和幼兒園教職工555萬人，較1949年前增加5倍。普通中等教育為國家培養了2000多萬名畢業生和大批勞動后備力量，為高級專門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發展的基本需要。
在教育指導思想上，毛澤東關于“健康第一”的意見以及1957年提出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的教育方針，對中國基礎教育起到根本指導作用。劉少奇倡導的“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對基礎教育改革發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改革開放后，基礎教育進入發展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基礎教育開始規范中小學教學活動。中共中央、國務院1980年發布《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1983年發布《關于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鄧小平“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指導下，重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雙基”教學目標得以確立，倡導“發展智力，培養能力”，并開始重視非智力因素培養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提出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強領導，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保證教育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等等。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1993年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9年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這一系列舉措，對于義務教育普及、農村和城市的教育綜合改革以及素質教育的全面實施，起到重要推動作用。進入新世紀，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頒布，明確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要求中央和各級政府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200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中央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適當兼顧東部部分困難地區。
此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等文件發布，國家密集出臺一系列重要政策法律，打出基礎教育發展戰略和關鍵節點的政策“組合拳”。其中最關鍵也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實施“兩基”攻堅、全面“普九”等，推動農村、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扶持薄弱學校，進行教育扶貧，關注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成長與發展。
進入新時代，基礎教育進入了快車道和黃金發展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基礎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先導性地位。國家高度重視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強化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大力推進全面普及，強調教育質量提升和內涵式發展，突出強調學生全面發展。加強法治化建設，改革考試招生制度，加強教學、學校管理、教師校長和評價等方面的標準化建設，加強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等，基礎教育進入新征程。
黨的十九大后，連續出臺三份關于基礎教育的重要文件。《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八個方面的發展目標中，直接涉及基礎教育的就有六個：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殘疾兒童少年享有適合的教育以及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等，為基礎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超常規”推進，中國基礎教育取得跨越式發展
70年來，中國基礎教育成就是全方位的，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量合格人才和勞動者，為國民素質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確立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和基礎教育的基礎地位，教育成為國之大計、黨之大計。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指出，要把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教育體制改革作為戰略性任務。1987年，黨的十三大指出，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放在首要位置。盡管表述不同，但是對于教育的重視是一致和一貫的。
自黨的十四大開始，歷屆黨代會都強調教育優先發展。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并提出一系列教育發展目標，其中包括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1978年，中國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左右。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7%。經過幾屆政府努力，2012年終于實現了4%以上的目標，且連續7年超過4%。
大量增加的教育經費，在投入結構上也在逐步優化，在“保運轉、保工資、保安全”的基礎上，重點保障基礎教育，加強薄弱環節和關鍵領域，努力做到四個傾斜：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傾斜，向農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學前教育傾斜，向特殊困難學生傾斜，向建設高水平教師隊伍傾斜。先后實施了免費義務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資助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村小和教學點經費保障、薄弱學校改造等一系列政策，促進了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平。同時，通過發展學前教育兩個“三年計劃”、中等職業學校免費計劃、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等，強化了基礎教育階段的短板，基礎教育的基礎地位得到了全面落實。
構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礎教育體系，攻克“窮國辦大教育”難題。70年來，中國基礎教育經歷了一個從“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歷史性轉變。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政府財力緊張拮據的情況下，我們廣泛發動全社會力量興辦教育，基本實現了基礎教育的全面普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用不到全世界5%的教育經費，支撐起占全世界20%的基礎教育人口。在政府財力有所增長，對教育的認識進一步提高以后，又及時調整政策，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加大投入力度，解決了許多歷史欠賬，逐步走上健康發展軌道。
中國基礎教育曾受到國際援助。1979年至2003年，中國接受的官方援助總額為1072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基礎教育。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的中國貸款項目重點資助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相比，2018年學前毛入園率從1950年的0.4%提高到2018年的81.7%，小學凈入學率從20%提高到99.95%，初中毛入學率從3.1%提高到100.9%，高中毛入學率從1.1%提高到88.8%。建立并管理如此龐大的基礎教育體系，中國走的是一條其他國家沒有走過的道路。
執著追求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保證教育科學發展。黨和政府重視推進教育公平，并把義務教育作為重中之重，落實政府責任。新中國成立之初，向工農兵開門辦學，迅速提升了教育公平水平。改革開放后，開始注重均衡發展。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視扶持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發展，并推行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進入新時代，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成為時代命題。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教育督導制度在保障基礎教育公平與質量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兩基”督導檢查和評估驗收制度、全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制度等，確保了“兩基”目標的實現，促進義務教育質量不斷提升。中小學校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制度已延伸至幼兒園，以確保學校辦學行為規范有序。
形成了“公辦民辦并舉”推進教育改革的格局。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基礎教育除了少量學校由廠礦、企業、合作社等舉辦外，基本是清一色公辦學校。改革開放后，通過推進辦學體制改革，積極發展社會力量辦學，實行政府為主、社會參與舉辦學校的機制，形成了公辦民辦共同推進教育改革的格局。2018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8.35萬所，占全國學校總數的35.35%；各類在校學生5378.21萬人，占全國的19.51%。其中，民辦幼兒園16.58萬所，占全國的62.16%；在園幼兒2639.78萬人，占全國的56.69%。民辦普通小學6179所，占全國的3.82%；在校生884.57萬人，占全國的8.56%。民辦初中5462所，占全國的10.51%；在校生636.30萬人，占全國的13.68%。民辦普通高中3216所，占全國的23.41%；在校生328.27萬人，占全國的13.82%。民辦中等職業學校1993所（不含技工學校），占全國的25.39%；在校生209.70萬人，占全國的17.28%。
70年來的民間教學改革也較活躍。如顧泠沅小組大面積提高數學教學質量的教改實驗、邱學華的嘗試教學實驗、盧仲衡的自學輔導教學改革實驗、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實驗、呂敬先的小學語文能力整體發展實驗、葉瀾的新基礎教育實驗、裴娣娜的主體教育實驗、朱永新發起的新教育實驗、杜郎口課堂教學改革、北京十一學校課程教學改革、清華附小主題教學探索、重慶巴蜀小學課程綜合化實施與評價改革等，為提升教育質量作出了貢獻。
建立起一支配置不斷優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教師隊伍，有力支撐起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教師是提高教育質量、推進教育公平的關鍵性支撐力量。到2018年，普通小學專任教師為609.19萬人，學歷合格率99.97%，生師比16.97∶1；初中專任教師363.90萬人，學歷合格率99.86%，生師比12.79∶1；普通高中專任教師181.26萬人，學歷合格率98.41%，生師比13.10∶1。需要提及的是，在70年發展歷程中，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為基礎教育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70年發展的歷程表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教育發展道路，堅持基礎教育的優先發展，堅持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全國基礎教育，堅持依法辦基礎教育，堅持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堅持基礎教育的改革開放，堅持扎根中國大地辦基礎教育，是中國基礎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主要經驗。
進入新時代，中國基礎教育向高質量發展進軍
面對21世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信息化、國際化、個性化趨勢，新時代中國基礎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從內容、形式到方法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更加生動的實踐。
隨著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行，育人模式發生深刻變革，越來越遵循教育規律，發展素質教育，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頒布，對基礎教育育人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未來基礎教育更要以育人為根本，構建綜合育人體系，培養優秀的時代新人，更好地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對學校結構性變革提出新的要求。我們正處在一個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變革的時代，傳統的商業模式、金融體系、生產方式都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近年來，教育信息化發展步伐加快，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深入實施，“三通兩平臺”計劃不斷推進，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深入推行，等等。
面向未來，中國的基礎教育要在教育與技術深度融合上下功夫，探索學校結構性變革，積極應對信息技術給教育帶來的挑戰。
人民群眾對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對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出新的期待。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中外記者見面時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這一目標。
人民對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與教育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期待教育更加公平，二是期待教育更加個性化。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及《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順應人民期盼，將會讓教育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斷深入推進、部編教材投入使用等，都將有效提升教育質量，提升教育過程公平程度。
教育部出臺“減負令”，與其他部委聯合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治理，出臺家庭教育指導意見等，都將改善教育生態。
經濟全球化為教育國際化和教育資源配置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礎教育的國際合作交流日益廣泛深入，“走出去”與“引進來”步伐不斷加快。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教育國際化在承擔這一使命過程中肩負重任。
因此，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用國際化的視野，積極主動地在全球配置基礎教育資源，進一步培養具有中國情懷、世界眼光的國際化人才。在繼續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教育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將中國的特色課程傳播出去，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文化和教育。
教育強則國家強，教育必將為中華民族的騰飛作出新的貢獻。